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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購集運】宋應星“辮子之爭”背後:明代的社會風潮有多潮

2021-04-07  時拾史事
前幾日,一檔綜藝節目裏宋應星的形象之爭引發了不少社會關注,大家紛紛表示,生活在明末清初且反清意志堅決的宋應星不應該是腦後拖着個大辮子的樣子,的確,有明一朝在關於穿搭住行方面十分講究,一個人的裝飾細節不僅體現着他的品味、志趣,更有可能代表着他的地位和身份,宋應星所堅守的明朝其實有着十分獨特而又耐人尋味的社會風貌。
明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型期,這個時候的中國社會,雖然遠沒有同時期的西方那樣震動明顯,自下而上翻雲覆雨,卻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鮮之態。無論是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還是達官貴人的尋歡作樂,以及文人雅士的創作靈感,都有着別具一格、頗具明代特色的特殊浪漫主義情調。尤其是到了晚明時代,雖然朝綱廢弛、國庫空虛,但民間生活卻並沒有受到太大束縛,反而以“春色滿園關不住”之勢,形成了一幅色彩鮮明、引人入勝的奇妙畫卷。
明朝成立之初,因太祖朱元璋一力主張推行刻板“教化”國民之道,使得社會風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比較嚴肅淳樸。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為了清除元朝蒙古人統治留下的粗放遺風,彼時就連漢族的精英知識分子為了討好蒙古上層顯貴,都爭相放棄謹言慎行的文化傳統,拋掉唐宋盛行的禮節習慣,可以學着蒙古人穿上蒙古服飾,學習蒙古語,甚至練習騎馬、梳起來騎射民族的髮型,朱元璋覺得這是一種惡劣的“傷風敗俗”行為,當他再次建立漢人政權時,便立即下定決心要在全國“移風易俗”,“以正風象”。
作為一個統治者,朱元璋和歷代皇帝一樣,都希望人民恪守本分,最好絕大部分人再能愚昧而不自知,不求享樂放縱,只求壽終正寢。這些人飽暖時感恩君王,命苦時不怨政府,是最為穩固也最好操縱的統治基礎。
於是在朱元璋的努力下,蒙古遺風很快又被傳統的漢族習慣代替,遵循禮制、不越規矩是民間推行的美德,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都以正義、勤儉、懂禮為榮,一時間公序良俗井然,曾幾何時攀比奢靡的生活風氣受到抑制,若有軍人或是官員忍不住慾望,去煙花巷陌尋求刺激,朱元璋發現了就會將他們打殘或者乾脆處死,哪怕幸運偶遇大赦,逃了肉體的懲罰,卻也再沒有機會擔任官職。活在這個時候,那當真是沒勁。
不過,朱元璋此舉殘忍卻只能束縛想當官的知識分子,他再管得寬也不可能時刻盯着全國每一個人,這樣一來勤儉禁慾之風對於民間家財可觀的普通人影響並不大——普通人想到了這一點,本以為能鑽了政策的空子,沒想到朱元璋也想到了這一點。眼看着民間禁慾推行不夠徹底,尤其是在江南商賈集中的富庶之地,依然存在着奢華享樂的惡劣之風。一想起來在江南風月極佳的河畔,夜色都無法掩蓋眾多富得流油的商人與樂妓優伶彈唱“淫詞豔曲”的靡靡燈火,朱元璋氣得覺都不想睡了,他們或許還講起從前風氣開放時自由炫富多麼爽快,抱怨剛立國的明朝皇帝過於嚴苛,不得人心……
朱元璋越想越氣,一個更加嚴厲、細緻的社會生活細則在他的腦海中逐漸勾勒出來,朱元璋決定用行政命令來完整地規劃他統治範圍內每一個人的生活軌跡,做到等級森嚴,一目瞭然。如果可能的話,這些命令一定要深入到方方面面,沒有任何人能鑽得了國家的空子,若有人敢違拗,就用嚴酷的刑罰折磨他,為天下做一個殺雞儆猴的榜樣。

明代四方平定巾

想到這裏,朱元璋終於滿意地睡覺了。很快,聖旨就是生命,皇帝的構想比春風還要迅速地吹遍了大明王朝統治下的每一寸土地,人們的生活內容逐漸像表格一樣被嚴格地限制起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有相應的細則參考。比如穿衣方面,明初的服飾規則相當繁瑣,從皇帝到皇親國戚,再到官員、士大夫,以及從事不同職業的普通百姓,細化到衣服的材料、式樣、顏色、花紋圖案,都有嚴格的規定,黃色、紫色、玄色皆為皇室特供,官員能夠採用彩繡、綾羅作為點綴,而普通人則最多隻能用綢紗,若是從事 “末業”商業,那就連綢子和紗都不能使用了,若是從事連商業也不如的“賤業”(妓女、伶人),還要加上烙印一般的特殊配飾作為懲罰……以上規則僅僅是十之一二,如有僭越,就會引來禍端。

明代襆頭,俗稱“烏紗帽”,始於北周,明代成為一種統治階級的標誌

衣着和配飾的細化規定,會導致人們的身份地位一目瞭然,哪怕是大街上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也可以根據對方的穿衣用度大致猜測出對方的職業地位高低,與之相適應的另一套禮儀規則便應運而生,為了更好地體現出社會等級差別,明初還規定在日常交往、婚俗嫁娶時也要遵循尊卑有序、見之習禮的繁文縟節,雖然這些規定中也革除了一些民間舊有的陋習,但是呆板苛刻的限制也讓本來活躍的明初社會如同一潭死水,盡失活力。
朱元璋在明初推行的一系列嚴格教化風習被美化為“風尚淳樸”,實質上卻反映出他束縛自由、抑制人性的狹隘本質,一定時期內民間創造力陷入低谷,無論是知識分子的創作還是下層平民的藝術,都平淡如水,毫無亮點。好在君王權力再大也逃不過做歷史奴隸的命運,朱元璋的教化雖嚴苛,卻難以鎖拷住每一個人,時間一長,那套規則便逐漸形同虛設,隨着人們慾望和追求的無限增長慢慢淘汰成一紙空文。
所以,朱元璋嚴酷刑罰的震懾力在他死後便減弱了許多,到了永樂年間更是寬鬆了不少。開國盛世環境優良,民間經濟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恢復了繁榮,技術的進步和城市的興起,讓從事工商業的人越來越多。與經濟同步增長的,首先就是人們對物質和慾望的強烈追求,朱元璋那一套苛刻的簡樸生活條例,顯然沒有什麼人願意遵守。到了明英宗時期,國家雖然也一再強調“不得僭越、遵循祖制”的命令,但收效甚微,因為就連做皇帝的英宗本人,也難以抑制玩樂享受的慾望,那些禁令一出,執行力甚微,與其説是治國的策略,不如説是單純給老祖朱元璋留個面子,微微一禁,略表尊敬。
明瓷
到了景泰、成化時期,民間的生活色彩可就明麗多了,比起明初,簡直就是將黑白電影換成了彩色膠片。當時無論是手工製造,還是商業交流,都有突破性進展,朝廷的條條框框在發達的城市中早已被瓦解掉,市井之中常有士人流連忘返,被嚴格標籤化過的娼妓優伶樂師,都因為收入頗豐而過上了奢華的生活,她們常常身穿綴有寶石金線的七彩繡衣,首飾有金有玉,極盡精巧。富貴之家宅院尤其講究,雕樑畫棟、窗帷屋檐之奢華,甚至能夠比肩宮廷,由官到民,上行下效,官富之家有時還會故意攀比鬥富,一旦市井流行某種打扮方式或玩樂趣味,就連朝廷裏的高官大員都會爭相效仿,緊隨潮流,生怕自己out。
民俗難禁,奢侈之風簡直欣欣向榮,哪還有顧得上什麼禮制之分的工夫,要是朱元璋在天有靈看見,估計會氣得七竅生煙。可惜哪怕他在世也無濟於事,就連君主也不得不順從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大潮。
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局部),圖中男子穿着馬尾裙,用馬尾製作裙撐,使裙襬展開
天子腳下的京城正是奢侈享樂之風最為盛行的地方,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北京聚集了來自全國、甚至異國各地的形色人羣,他們爭相效仿從宮廷、豪門傳播出來的新鮮風尚。遠在深宮高牆之後的皇帝后妃也同樣好奇市井百姓的巧玩奇技。最具代表性的是成化、正德兩位貪玩君主,尤其是成化皇帝,對民間新奇的珍寶器具格外感興趣,為了討好皇帝,自有宦官和諂媚之臣競相獻上各種珍玩,宮外一聽説皇帝也愛俗珍,更是爭着附庸君主,千方百計獲得同款,及時in style。
所以到了明朝中後期,尚樸崇儉的禮制已經名存實亡,在近代化萌芽的轉折路口,既然生產力允許物質追求,那麼誰能不想要獲得美好幸福的生活體驗呢?就連遠離城市的鄉村地區,有條件的婦女也穿上了色彩鮮豔的衣衫,梳起來高發髻,用精巧的首飾,富户人家甚至還會蓋起來高大的樓房住宅,遠遠望去,鄉村也是小樓林立、福居精美,社會風尚的變化在明朝民間滲透還是普遍存在的。
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局部)
明中期尚且如此,到了我們關注的晚明時代,民間生活更是豐富多彩、花樣百出。晚明雖然皇帝一個比一個不靠譜,國家向難以抑制的傾頹方向轉去,但皇宮之外的社會卻呈現出難得的多元化局面。
這個時期萬曆長期怠政也不算全無好處,起碼他不像朱元璋一天一個迫害妄想症反應,恨不得百姓吃飯嚼幾下都要管。就在政府鬆散、官員腐敗的爛攤子之下,晚明的民間社會卻隨着經濟的深刻變化而逐漸沸騰起來,因為政府的管控減弱,民間團體的自發性和自主性就被調動起來,晚明時期各地隨處可見地方鄉紳、豪強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維護社會秩序。
萬曆貪財,卻不暴戾,所以晚明的輿論氛圍還相對寬鬆自在,常有先進的知識分子批駁皇帝獨斷專行,就連街頭市民也有人議論時政甚至萬曆本人,市民階層的活躍讓信息傳遞、思想交流變得更加便捷通暢,雖然不能期待在商品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的晚明孕育出多麼具有建設性顛覆性的理性思想,但最起碼輿論氛圍的自由能夠讓專制制度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衝擊,至於這種衝擊能否持續性進行下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晚明時代的社會風尚,由江南地區引領潮流。江南地區是明王朝的經濟中心,與北京附庸權貴的競爭之風不同,江南地區因經濟發達而萌生出日新月異的“獵奇”之風。尤其是女性的衣着配飾,更是幾年一番新,時髦的新衣一出便被有錢人家的女子搶購一空,有時這個潮流才剛剛趕上,下一番新花樣又問世了。
江南地區的製造業尤其發達,手工業者為了賺取財富,更是絞盡腦汁迎合社會需求,儘可能快地創造出來讓大眾認可的新興商品。晚明江浙一帶不僅工商業是全國翹楚,經濟帶動文化,當地知識分子也是人才輩出,這些知識分子多少還都受到理學思想束縛,往往在追求物質生活的愉快時還要兼顧“君子風度”,這就讓晚明的社會風尚中“高端雅趣”異軍突起。
追求俗中有雅的大都是讀過聖賢書、心高氣傲的士大夫階層,他們不外乎就是在強調用度高檔的同時,尋找一條更加藝術化、文人化的途徑。像市井之中一味鍾愛色澤豔麗、珠光寶氣的風格,常被這些江南士人嗤之以鼻,僅僅為了爭奇鬥豔而穿着繁複拖沓,實則是教養缺失、不上台面的行為,無論那身衣裳有多麼貴重華麗,都只能暴露出主人是個頭腦空空的暴發户。因此,士人階層講究穿着簡潔優雅,用料高端,做工細緻,日常把玩之物要精美雅緻,最好能有做工細節能與詩書典故相呼應,體現出尚古精神和主人深厚的文化底藴。
這種俗中求雅的新潮之風首先在蘇州的士人階層中興起,隨後便有大量人效仿,無論是商人還是小民,都喜歡學着讀書人穿一領“蘇樣”服裝,在家裏置一方案台放置文房四寶,有時裝模作樣把玩一陣鎮尺筆墨,不論是否通曉文墨,甚至不論是否能識文斷字,都算是能緊隨潮流,附庸風雅一番。但是中下層階級因為受教程度有限,審美風格、氣質儀態都難以效仿完全,常常被恃才傲物、向來自滿的讀書人譏諷為東施效顰,畫虎不成。不過這並不能阻止士大夫倡導的清雅之風在晚明大肆盛行,江南地區的簡潔雅素文化,甚至影響到了宮廷的裝飾風格,江南特產的文人傢俱,以古色古香、細緻優雅為名,晚明時代這種傢俱普遍見於京中達官顯貴之府,與理學文化追求的格物窮理、清心致知理念不謀而合。
市民階層的活躍使得晚明的文學藝術創作中心迅速下移,唐宋時期詩詞創作格式要求複雜、追求精神享受更多限於上流人士,相比而言,晚明百姓的精神世界就要豐富得多了。專門服務於市民階層的戲劇小説層出不窮,戲劇創作到了萬曆時期已經形成臨川派和吳江派兩大派別,臨川派代表人物有湯顯祖、馮延年,吳江派有沈璟、馮夢龍。這些戲劇大都反映了普通市民的美好生活,大膽歌頌愛情、張揚慾望、表達人性,倒是與西方同一時期的思想潮流有許多相似之處。
如果説戲劇還有一定的條框約束,那麼小説一定是最能代表晚明市民文化的成果,明代小説內容廣泛,筆觸大膽,創作風格多樣,作品異彩紛呈,最最能夠反映時人內心追求的,莫過於世情小説《金瓶梅》。雖然金瓶梅故事名義上是以兩宋之交為時間背景展開講述的,但是反映的卻分明是晚明時期斑駁陸離的百態萬象,內容尺度之大、揭露之狠讓現代人都不得不承認歎為觀止,由此可見晚明社會的多元形態和絢麗色彩。
晚明的民間社會,就像一支驚喜不斷的萬花筒,等待我們不斷去探索瞭解,每一朵花背後,都是這個時代最具有代表性的顏色。王朝更迭、君王換代是不可逆轉的大勢,但是政治權力的輪轉卻改變不了民間社會的時代風貌。
王謝堂前的燕巢終究會落下,朱雀橋旁的野草早晚會如盈,只有百姓最尋常的生活,才是最值得歷史關注的最珍貴美妙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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