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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購集運】為何“閹宦之禍未有若明之為烈也”?

2021-04-06  時拾史事
宦官專權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中的一個常見現象,甚至在總結王朝覆滅的原因時,宦官專權也被看作是一個重要原因。

一、宦官最囂張的朝代

在中國古代,宦官專權最突出的三個朝代當屬東漢、唐朝、明朝,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便稱“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那麼如果要在這三個朝代裏選出宦官專權最厲害的那個,估計大家都會毫不猶豫地説是唐朝,畢竟東漢、明朝的宦官再怎麼囂張,他們也不敢廢立皇帝,而唐朝則不同了,對於皇帝唐朝中後期的宦官們是説殺就殺、説廢就廢,甚至還出現了“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的典故,可見唐朝的宦官已經囂張到了何種地步,似乎宦官成為了“皇帝”,皇帝則成為了“家奴”。
但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黃宗羲卻給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閹宦之禍,歷漢、唐、宋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明之為烈也”。在其看來明朝宦官專權是最厲害的,因為漢朝、唐朝乃至於宋朝的宦官頂多算是干預朝政,並且朝中還有反對宦官專權的力量,但是明朝的宦官專權卻是直接操控朝政乃至於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要奉行宦官的旨意,內閣六部完全成為了宦官的下屬,給宦官打下手。

黃宗羲

黃宗羲所説確是事實,在東漢雖有“十常侍”亂政,但卻也有清流士大夫的反對和外戚集團的牽制;在唐朝宦官雖然可以廢立皇帝,但是他們的權勢基本上只能在長安城中生效。
明朝宦官專權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司禮太監掌握了“批紅”的權力,這就使得“內閣之擬票,不得決於內監之批紅”,所造成的後果就是“相權轉歸之寺人”。同時,司禮太監掌握了“批紅”權力的一個必要前提則是太監必須要有文化,不然的話他們根本看不懂內閣的“票擬”內容。所以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明朝的宦官專權,那就是“太監不可怕,就怕太監有文化”。

二、朱元璋不知不覺就用上太監了

其實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前代宦官之禍的教訓,對於宦官是進行全方面的嚴格限制的。
首先,嚴格控制宦官的人數,其在位時期皇宮內的宦官人數受到嚴格的控制,規模始終不是很大,最開始規定皇宮內的宦官人數不超過一百人,夠用就行了,到了後期隨着宮廷事務的增多也只是稍微增加了一些而已。
其次,嚴格限制宦官所享受的待遇,明確規定宦官不能在外朝兼任官職,只能夠在皇宮內廷行動,而且宦官的品級不得超過四品。
最後,嚴禁宦官干政,一方面,朱元璋下令宮內宦官不許識字,通過限制宦官的文化水平來消除官宦專權干政的基礎,另一方面又在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明文規定“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並且為了防止後代子孫忘了自己這個規定,也為了震懾皇宮內的宦官,朱元璋還命令將這句話刻在鐵牌上,並立在宮門內。
與此同時,朱元璋還要求朝中各部門不得和宦官有所交往,如果有人違反了這條規定那朱元璋是不會手軟的。朱元璋還認為上古三代,宮廷宦官所用宦官不過百人,後世王朝宦官數目越來越多,朝政也就被他們敗壞了。像宦官這種人,只能夠用來打掃宮廷、供驅使。
以上種種,似乎已經充分表明了朱元璋對宦官干政的警惕和嚴防死守。但是很諷刺的一點是,明朝宦官參與政事的開端就是在朱元璋在位時期。史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派司禮監的內侍聶慶童到河州去辦理茶馬事務,開了宦官參與政務的先河。
應該説這一現象的出現是當時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乃至於朱元璋本人都沒發現已經打破了自己的規定了。朱元璋即位後為了加強皇權、鞏固統治,廢丞相、權分六部,權力是集中了,但是任務也加重了。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勢必會找一些人來協助自己,朱元璋也的確任命了一些大臣作為自己的顧問,但是朱元璋多疑的性格就使得朱元璋不會完全信任朝中大臣。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也開始在不知不覺中啓用宦官了,其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九月,派遣宦官前往陝西通知陝西都指揮使司訓練將士;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六月,又派遣宦官前往桂林等地給屯田士兵購買耕牛。
宦官被派出的越來越多,涉及的事務也越來越廣。不過要指出的是,在朱元璋的威壓之下,這些被朱元璋派出去宦官並不能作威作福,只能小心謹慎地處理事務。

朱元璋

除了參與政事之外,“宦官不許識字”這條規定也是在朱元璋在位時期開始遭到破壞的。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設立了內官監,其職能之一便是掌管宮內“內史名籍”並且“所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使為之”,小內使既然負責掌管文籍,這就表明這些小內使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最起碼是識字的,不是一個文盲。
同時,小內使都是從小入宮的幼童,在宮外基本上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他們能夠“通書算”應該是在宮內接受教育的結果。由此可見,朱元璋在位時期雖然為了預防太監干政做了種種規定,但是受實際情況的影響,朱元璋也開始在不知不覺中違背了自己的規定,不過好在朱元璋始終對太監干政保持着警惕,使得他這一朝的宦官在政治上的表現還不是很明顯。

三、永樂大帝與宦官不得不説的故事

朱元璋之後有賴幾任皇帝的縱容,使得宦官一步步走上權力舞台,並一躍成為朝堂上能和文官集團分庭抗禮的政治力量。而開啓這個魔盒的正是英明神武的永樂大帝朱棣。
朱棣的皇位來得不正,是通過造侄子建文帝的反搞到手的,一直都被尊禮守節的文官集團鄙視。執政期間還因為想要做出一番大事業,和政治上偏向內斂的文官集團關係緊張。
而宦官就不一樣了,在朱棣奪位過程中,南京宮中的宦官是立了大功的。正是由於這些被建文帝打壓的太監偷偷向朱棣傳遞宮中消息,才令朱棣最後能夠逆風翻盤。除原南京皇宮中的宦官外,朱棣身邊的宦官還有直接參與靖難之役,並立下戰功的,比如三寶太監——鄭和,《明史》中便稱其“從起兵有功”,鄭和七下西洋的副手、太監王景弘同樣也是在靖難之役中有軍功,朱棣是個爽快人,太監們幫助了他,他也很樂意讓太監們升官發財。

鄭和雕像

一場靖難之役打下來,不僅使得朱棣認為宦官忠心,也使得朱棣認為宦官對於維護統治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宦官是完全依賴皇權而生的,在朱棣看來,他們才是最可信的。在這種情況下,朱棣開始重用宦官。
朱棣在位初年,圍繞着太子之位,長子朱高熾和次子朱高煦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幾乎將朝廷的所有勢力集團都牽扯進去了,裏面甚至還包括皇帝最應該信任的天子親軍——錦衣衞。作為朱棣最仰仗的特務機構錦衣衞的首腦紀綱堅定支持漢王朱高煦。但這樣使得皇帝對錦衣衞很不放心,錦衣衞本應該是皇帝的耳目,但現在在立儲之事上竟然有了偏向,這還怎麼讓皇帝能夠放心它的情報來源。
錦衣衞不能信任了,怎麼辦?於是,朱棣想到了宦官。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在朱棣的示意下,明朝政府正式設立由宦官領導的東廠,用於監視錦衣衞。朱元璋的祖制是不讓宦官干政,但東廠是監視和督促錦衣衞幹活的,錦衣衞名義上是天子親軍,東廠的職責不涉及到朝政,所以,它的建立沒有遭到太多阻礙。
隨着宦官越用越順手,朱棣還想讓他們負責其他事務,這就要涉及朝政了。而這時朱元璋“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祖訓就成了朱棣必須要克服的一個障礙。

皇明祖訓

以遵奉祖訓為起兵和即位藉口的朱棣當然不會否定朱元璋的祖訓,這等於是自掘墳墓。針對這一問題,朱棣採取了“曲線救國”的方法,他沒有否定朱元璋的祖訓,而是換了一個角度來解釋朱元璋所規定的這條祖訓。朱棣聲稱自己堅決遵奉太祖遺訓,沒有皇帝的命令,宦官不得擅自調發“一軍一民”。表面上看,朱棣這句話似乎是在表明自己會遵循朱元璋制定的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訓,但潛台詞則是在説,宦官只要服從皇帝的命令,那麼他們就可以干政。朱棣的這一規定算是徹底打開了宦官干政的閥門。

四、宦官黃金時代的前奏

明朝的太監開始全面走向政治舞台是明宣宗朱瞻基時期開始的,以至於後世有“宦寺之盛,自宣宗始”的説法。
朱瞻基在位時期進一步完善內閣制度,並賦予了內閣“票擬權”,內閣的權力得到了極大的增強,乃至於壓制住了朝中六部。這時朱瞻基為了限制內閣的權力設立了“批紅”制度,並且將“批紅”的權力下放給司禮監,利用宦官集團來牽制內閣。

《朱瞻基行樂圖·投壺》

朱高熾在位期間重用文官集團,導致文官集團勢力迅速擴大,到朱瞻基繼位時,皇帝感受到在很大程度上要受限於文官集團,這令朱瞻基很不爽。朱瞻基其實是祖父朱棣培養出來的皇帝,他渴望做出像永樂大帝那樣的文治武功。
但最後為什麼朱瞻基反而成了一個守成之君呢?除了當時國力不足,難以支撐外,文官集團的掣肘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他們好不容易等到愛折騰的朱棣駕崩,可不希望再出來一個朱棣,朱瞻基無法和他們講道理,所以想起了太監,用太監來對付文官集團。
宦官既然擁有了“批紅”的權力,相應的對他們的文化素養要求也就變高,最起碼他們得能夠理解內閣上書的內容。於是,宦官的教育問題便提上了議程。為了解決宦官知識水平不夠的問題,朱瞻基正式成立“內書堂”,“選小內侍,命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這一設置算是徹底打開了宦官干政的閥門,如果説之前的宦官由於文化水平不高無法參與到大政方針的討論運作上來,那麼在經過內書堂的培訓之後,這些宦官們便也掌握了從政的基本技能了。而內書堂對於宦官干政主要起到了三方面的影響。
第一個影響主要體現在內書堂所教授的課程內容上,內書堂在教授小內侍時主要培養他們的“忠君愛國”思想和從政技能。為了培養小內侍的“忠君愛國”思想,內書堂一方面教授儒家經典,如《孝經》、《大學》等,另一方面則教授專門的書籍內容——《忠鑑錄》與《貂璫史鑑》,其中《忠鑑錄》主要記載歷朝歷代奉公守法的宦官事蹟,為小內侍樹立學習楷模,《貂璫史鑑》則主要記載的是歷朝歷代宦官的善惡事蹟並進行了總結評價。
除了以上兩項課程之外,內書堂還有一項課程就是“內令”,主要包括太祖、太宗以來明朝歷代皇帝對宦官的戒諭。為了培養小內侍的從政技能,內書堂則為他們開設了“判仿”的課程,也是內書堂中最重要的課程,主要教授他們如何在日後對外廷奏章進行判答、對閣票進行批紅,可以看作是他們正式掌握批紅權力之前的訓練。
講到這裏,可能有人要問,向這些小宦官們灌輸一系列“忠君愛國”思想有用嗎?還真的有用,比如明孝宗朱佑樘當太子時的宦官“老伴”覃吉便時常給孝宗教授《大學》、《中庸》、《論語》等儒家經典,同時在閒暇之時還常給孝宗講授“台省政務、民間疾苦”,甚至還專門告訴孝宗前代宦官專權的危害。
明神宗朱翊鈞在位時期不理政事,縱然宦官為非作歹,時任司禮監掌印太監的張宏屢次上書勸諫,在苦諫無果的情況下“絕食數日而卒”,選擇了以死諫君的方法。除了這些宦官之外,那些在明朝歷史上為非作歹的大宦官們也不是一無是處,像正德朝的大宦官劉瑾便曾在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閏九月“奏通鹽法四事”,正德皇帝看了後稱劉瑾的上書“經畫周詳,防範嚴密。”所以正德皇帝在懟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等人時所説的“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譬如十個人中,也僅有三四個好人。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大太監劉瑾

第二個影響則主要體現在內書堂的授課教師身上。進入內書堂授課的教師都是在朝中擔任官職的官員,而隨着他們被調入內書堂教授小內侍知識,相應的兩者之間便建立了聯繫。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違背了朱元璋在世時制定的宦官不得與外臣結交的規定了,並且隨着歷史的發展,內書堂的教師由各種官員都可以擔任演變成了專門任用翰林院的人員來擔任。
本來這件事看上去似乎沒什麼問題,似乎只是為了更好的培養小內侍的能力。但是,在明朝的官場上有這麼一句話“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也就是説這些教授小內侍的翰林們將來很有可能會成為內閣大臣,而這些小內侍們將來則很有可能會成為司禮監秉筆太監掌握“批紅”權力,兩相一結合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司禮監和內閣不僅不會互相牽制,反而會互相舉薦、親密合作。
第三個影響則主要體現在內書堂小內侍完成學業後的出路上。小內侍們最好的出路是去文書房入職,進入了文書房就等於一隻腳踏入到了司禮監裏面了。次一點的出路就是負責宮內教書,對他們的要求是“多讀書、善措書、有德行、無勢力者。”再差一點就是去二十四衙門負責文書工作。在這三條出路中,就算最差的一條出路都要比那些沒在內書堂學習過的宦官好的多。
事實上,除了上面的三條出路外,內書堂的小內侍還有一條出路就是擔任太子老師,比如上面所提到的覃吉,史載“太子年九歲,吉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作為太子的貼身老師,在太子登基稱帝后其地位會得到極大的提升,甚至可能一躍而起,直接成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這條出路才是小內侍最好的出路。因為常年陪侍太子左右,所以太子勢必會對其極其信任,那麼太子登基稱帝后只要其不犯什麼謀逆之類的大罪,基本上他的地位是不會受到任何動搖的。
由此可見,明宣宗朱瞻基設立內書堂等於是徹底鬆開控制宦官集團的繮繩,打開宦官專權最後的一道閘門。不過內書堂的設立雖然為宦官專權提供過了極大的便利並且掃清了最後的障礙,但是內書堂的存在也培養了一批比較正直的宦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宦官內部的互相牽制。
不過要清楚的一點是這種宦官集團內部正直宦官與亂政宦官的對抗,屬於宦官集團的內部清理整頓,對於宦官專權這個大的形勢是沒有任何影響的,最多就是換一個正直的宦官專權,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大臣們還能有點尊嚴和地位可言,畢竟他們還會尊重一下法律和正常的政治程序而已。事實上,當明宣宗正式設立內書堂時,明朝的宦官專權已經成為了歷史大勢,沒有人可以阻擋這股大勢,雖然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任意處罰那些專權的宦官,但是卻不會取消宦官的權力。
這其實也是明朝皇帝的無奈之舉,一方面是因為擔心外朝權力過大,所以需要宦官來對他們進行限制;另一方面則是有的時候朝中大臣實在是“爛泥扶不上牆”。所以在指責明朝宦官專權的時候,不要只注視皇帝和宦官,也要看看朝中的大臣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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